数学的胜利与人性的流放

埃德温•阿瑟•伯特在其名著《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中一开篇就感叹道:“我们近现人思考世界的方式是多么奇特啊!而且,也太过新颖……我们对这个新生儿的本性一无所知,但却虔诚地视之为自己的亲生骨肉,允许它以微妙的方式无拘无束地全面控制着我们的思想”。 正如伯特所言,把近代思想放到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来看确实显得非常年轻,可是它又同时显得那么有力,近现代人似乎无法在跳出此种框架去思考任何自然、社会与人生问题,甚至连自以为深具批判性而不为时代思想局限的众多哲学家也实质上秉持着某些未经反思的假设去构建他们的体系。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控制力也许会让某些心灵敏感的哲学家、诗人或曾经的浪漫主义者深感忧虑,他们觉得近代科学及其思想在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可能将人类带到一条不归路上。伯特无疑属于此类哲学家中的一员,他敏感地的认识到了近代思想结构中隐藏的危机,在《基础》一书中,他尽力去洞悉此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种新的哲学奠定基础。在这本书的“结论”的末尾,他写到:

也许我们必须等到神学迷信完全灭绝之后才能不带误解地谈论这些东西。与希腊思想相比,这就是近代思想的不幸。但是在这两方面的考虑中,暴露出近代形而上学的困难。只有当一种恰当的心灵哲学出现时,才能开始书写一种恰当的宇宙论,这样一种心灵哲学必须充分满足行为主义与唯心主义者的动机,前者希望对心灵材料进行实验操作和精确测量,后者则希望看到一个没有心灵的宇宙和由得到恰当说明的心灵所组织成的一个有生命的敏感统一体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我希望一些读者能够依稀看出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调和。至于我本人,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它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是强调,无论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其基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将是对我们目前思想世界的前提进行清晰的历史洞察。如果本书对于澄清这些前提有所帮助,它那小小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暴露出近代形而上学的困难”,这种困难是什么?“才能开始书写一种恰当的宇宙论”这种我们期待的新宇宙论又有些什么特点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伯特在此书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他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的初衷。对于这些问题,柯瓦雷在其《牛顿研究》一书中“牛顿综合的意义”一节做了概略的回答:

不过有些东西是牛顿—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牛顿自己,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科学—要负责的,即我们这个世界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我总是说,近代科学打破了天与地的界限,把宇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也说过,这样做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即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于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惟独人失去了它。于是科学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最终则与之完全分开,那个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称之为“主观”也无法将其解释过去。的确,这两个世界每天都—甚至越来越—被实践连接着,然而在理论上,它们却为一条深渊所隔断。两个世界:这意味着两种真理。或者根本没有真理。这就是近代思想的悲剧所有,它解决了“宇宙之迷”,却只是代之以另一个迷:迷本身之迷。

在这个新世界里,人失去了他在宇宙中的位置,像新世界中的行星一样在虚空中游荡而无所凭借,旧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有序宇宙被一个几何化同质化的宇宙所取代,人类再也不是天之骄子,可以作为解释众多现象的目的因。正是这种对人类优越地位的放逐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自然越来越离人远去,上帝作为唯一残存的价值保证也在18世纪被启蒙学者斥之为不够“彻底的唯物”而遭到抛弃,进化论的提出进一步消除了人类的特殊性,以往颇为说服力的设计论证现在被漫长时间中的进化机制彻底的解构,人们渐渐承认世界之存在也许真的没有什么目的,残酷无情的科学剥夺了所有意义的幻想,真理与价值似乎没有再次结合的可能,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不可避免的疏离,人类精神长久地面临着此种分裂的现状。

也许我们可以接受这种现状,满足于两个世界在“实践”上的连接,而不去承担统一两者这一难以肩负的历史重任。然而,正如柯瓦雷所说,两种真理也许就是没有真理,人类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自始至终的寻求着永恒与统一,正是这种强烈的渴望使人类拥有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而科学只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副产品而已。要人类放弃此种努力是不可接受的,而一切接受此种分裂的哲学都是不负责任的“绥靖哲学”,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在一个无法背弃的科学世界中重新安置生活世界,寻求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而此种努力若要成功,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迷本身之迷”的解开,即为什么伴随着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的近代科学一起出现或作为其直接后果的反而是对心灵地位的贬低?或者反过来问,在一个原子按照数学定律在几何空间中运动的宇宙中,一个被流放了的心灵何以能够如此之好的理解这样的宇宙?

伯特指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整个希腊及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中并未出现这个困难的问题,他写道:

这一时期盛行的世界观以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信念为标志,即拥有希望和理想的人是宇宙中至关重要乃至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整个自然界被认为不仅是为人而存在,而且也直接呈现于人的心灵,并且能为人的心灵完全理解。因此,用来解释自然界的范畴不是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等,而是实体、本质、质料、形式、质、量—在尝试为人对世界的独立的感觉经验及其主要运用中觉察到的事实和关系赋予科学形式时,这些范畴便发展起来了。……正如在中世纪的思想家看来,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的认识、目的和命运是完全自然的;现在,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自然看成独立自足地存在和运作,而且由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是完全清楚的,所以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人的认识和目的是自然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自然。

这就是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知识论问题的由来,它根源于一种关于人本身、尤其是人与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正是这种新的世界观剥夺了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使人对世界的理解成为了一个迷。伯特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力图恢复具有崇高精神要求的人在宇宙体系中原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近代哲学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成功,在伯特写作的那个时期,一种“自然主义”哲学或者与此类似的哲学准备放弃这种努力,将价值判断从哲学中剥离出去,这种哲学暗示,“只要坦率的面对事实,内心不作蓄意的歪曲,正常人就必定会默默接受他所得出的结论。” 这当然是伯特所不能接受的,他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反对这种思潮,重新强调哲学给予人价值关怀的重要性。伯特认为我们不可能回到中世纪去,新哲学不可能以背弃近代科学的方式出现,而只能植根于近代科学而产生,我们不应成为盲目反对新科学的食古不化者,我们需要反对只是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为此,伯特认为,应该向历史寻求解决的方案,但是这种历史不是指哲学史。因为从牛顿以来的哲学努力去恢复人在世界中的崇高地位,但“这此努力一再更新,但总是无法彻底令人信服,这表明他们正在攻击的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这些失败说明近代早期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自其诞生就牢牢的控制了近代人的思想,它使得哲学家“无法经由变化了的术语来重新思考一种正确的人的哲学” 因而,要想重构一种新的,更加令人满意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哲学,必须从反思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出发,反思这种形而上学是如何产生及对逐渐控制我们所有的理智思维的。那么问题变成:

人们到底是如何开始通过时空中的物质原子,而不是按照经院哲学的范畴来思考宇宙的呢?……从1500年至17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促成了这场革命?在这场转变的过程中,又是什么基本的形而上学含义被转移到了一般哲学之中?……我们所提议的……是一种颇受忽视的历史研究,亦即对近代早期科学的哲学,尤其是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形而上学进行分析。……我们必须把握住整个近代世界观与之前世界观的本质对比,并把这种清晰构想的对比作为指导线索,以便根据历史发展挑选出每一个重要的近代预设进行批判和评价。……要想对我们的问题给出总的回答,就必须转向近代科学的创造性时期,特别是17世纪。

至此,伯特已经向读者表明了他的写作目的,即反思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一种更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新哲学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伯特认为,要反思这种基础,他们这一代人比之前的哲学家更具优势,因为:

今天,关于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正是被源源不断地提出,它们比早先反驳科学形而上学的近代尝试更有希望,因为在它们诞生的时代,物理科学本身已经被迫脱离了它的牛顿支柱,而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基础。

他指的是20世纪初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这场革命打破了传统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念,连续性的观念,确定性的观念等诸多传统形而上学的假设,这无疑给了哲学家们以信心,让他们相信虽然几百年来牛顿力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它仍然不是不可怀疑的,牛顿在哲学上并不如其在科学上那么审慎和清醒,牛顿基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由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等前几代人所创造的新世界观的大部分内容,他只是加入了他认为很容易利用的实证主义倾向。由此产生的空间、时间、因果性、“人与其知识对象的关系”等形而上学的概念与其科学成就一起,被欧洲知识界不加批判地继承和采用。现在这些观念中的很多观念被颠覆与抛弃,哲学家们也应放弃对传统形而上学假设的迷信,在批判中建立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么,作为反思的结果,伯特认为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基础》一书开头,伯特谈到新天文学之所以出现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问道,面对着当时激烈的并且很有说服力的哲学、宗教与物理学的反对意见时,哥白尼与开普勒仍然接受了日心说的宇宙观念?回答是,两人都认为这种观念在数学上更加令人满意,因为它“使天文学事实有了一种更简单、更和谐的数学秩序”。 接着伯特指出,16世纪的整个思想背景为天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些背景包括:“自然受简单性的支配” ,文艺复兴与新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数学研究的复兴,人们对于自然可以用数学加以充分解释的信心,代数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减少了对形象思维的依赖,也带来了天文学的相对主义观念等等。在此之后,他描述了数学化是如何在17世纪继续发展并最终成为近代科学占据支配地位的研究工具的。

哥白尼在自然的数学化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一种新的世界逐渐浮现,反过来也加速了此种进程。开普勒继哥白尼后又迈出重要的一步,开普勒认为:

隐藏在观测事实背后的数学和谐便是这些事实的原因,或如他通常所说,是这些事实何以如此的理由。这种因果性观念实质上是用精确数学重新解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

这种观点使开普勒对两种不同层次的实在性进行了区分:

真实的世界是可以在事物中发现的数学和谐。不符合这种基本和谐的那些可变的表面性质在实在性上层次较低,存在得并不非常真实。

伽利略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自然的数学化的观念,并且将这种方法论诉求与一种新的世界观相联结。他认为“感官的世界并不能说明它自身” 感官的世界是需要解释的世界,而不能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据。藉此,伽利略提出了他独特的实验方法:

从整体上看,伽利略的方法可以分解为三步:直觉或分解、证明和实验,在每一种情形中都使用了他最喜爱的术语。面对着感觉经验的世界,我们尽可能完整地孤立和考察某一典型现象,这首先是为了直觉那些简单而绝对的要素,根据它们可以把该现象最容易、最完整地表达为数学形式;换句话说,这等于把感觉事实分解为处于量的组合之中的要素。如果已经恰当地完成了这一步,我们就不再需要感觉事实;由此得到的要素就是感觉事实的实际组成部分,通过纯粹数学由它们所作的演绎证明(第二步)对于该现象的类似情形必定总是为真,即使有时不可能从经验上确证这些情形。这解释了伽利略那些更为先验的段落为何在语气上如此勇敢。然而,为了得到更加确定的结果,特别是为了用感觉实例来说服那些不相信数学具有普遍的可应用性的人,如有可能,可以提出一些结论能被实验证实的证明。然后,借助于由此获得的原理和真相,我们便可以继续研究更加复杂的相关现象,发现其中蕴含着哪些另外的数学定律。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在背后的数学世界观的影响之下,伽利略与开普勒一样坚持“第一性”与“第二性”的截然区分,伽利略写道:

可是,要想在我们这里引起这些味道、气味和声音,我不相信除了尺寸、形状、数目和或快或慢的运动以外,外界物体还需要别的东西;我断言,如果把耳朵、舌头、鼻子拿走,那么形状、数目和运动仍将存在,但是气味、味道和声音就将不复存在。要是没有这个活的生命体,我认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些名称罢了,一如把腋窝和鼻膜合移走,痒就只是一个名称一样……回到我这里的第一个命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许多所说存在于外界的物体之中的属性,实际上只不过存在于我们之中,如果没有我们,它们就只过是些名称;我要说,我倾向于充分相信,热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我们一般会把我们产生热、并使我们有所知觉的那种东西称为“火”,而我相信,火其实是具有某种形状并以某种速度运动的大量微粒……但有人认为,除了形状、数目、运动、穿透力和接触之外,火还有另一种性质,那就是热—对于这种观点我并不认同,而只相信刚才表明的看法。我认为热主要来自于我们,如果把活的有感觉的身体移走,热就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词而已。

伯特深刻地指出了这一区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伽利略所持有的这种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学说值得我们停下来专作讨论,因为它在近代思想中的影响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它是朝着把人从伟大的自然界中流放出来、把人当作自然界产生的结果来处理的关键一步,是近代科学哲学的一个相当恒定的特征,这一步为科学领域带来了极大简化,但却导致了近代哲学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认识论问题。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与自然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在其中的地位更为基本。无论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原初与次级之间可以作出怎样的区分,人都被认为与正面的、原初的东西相关联……现在,在把这种原初与次级的区分表达成适合对自然作出新的数学解释的术语时,我们就迈出了把人开除出真实的、原初的王国的第一步。显然,人不是一个适合作数学研究的主题。他的表现无法用定理方法来处理,……在这些情况下,人似乎不可避免会处于真实世界之外,人只不过是一系列第二性质的集合罢了。我们注意到,这为笛卡尔的二元论作为充分的准备,即一方面是原初的数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人的领域……在思想史上,人第一次开始表现为作为实在之本质的伟大数学体系的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和无关紧要的结果。

从这儿开始,伯特继续深入讨论了新世界观是如何扩展与确立的,他详细地讨论了笛卡尔、霍布斯、摩尔、巴罗、吉尔伯特和波义耳关于空间、时间、感知觉、心-身问题等等的看法,直至整个运动最终以牛顿指出的明确方向而圆满完成,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自然的数学化都是其主线。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自然的本质是数学的”这一观念引发一系列的形而上学变革,只要承认自然的本质是数学的,就必定会导致天界与地界物理学的数学化,并且两者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统一;就必定会产生时间与空间的几何化,这引致了在牛顿那里最终确立的绝对时空概念;就必定会导致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区分,笛卡尔的二元论,最终产生了心灵认识世界而又不参与世界的这一认识论悖论,决定了近代哲学的走向。可以说,正是自然的数学化本身作为历时不变的深层结构影响人类近代的整个思想进程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困难。

自然的数学化运动导致了近代科学这一伟大的人类智识成就的产生与深入发展,但与此同时,数学化也呈现过度蔓延的趋势。一种新的哲学之可能出现,就必须把数学限定在它固有的领域,要把“第一性质”限制于的确适合数学处理的那些性质,而不是将“第二性质”任意的还原为“第一性质”的显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心灵固有的的尊严,也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心灵如何可能认识世界。倘若认识世界的心灵却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不可理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联结业已疏远的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确立生活的价值与意义。